致命28天：历史为何惊人相似？
从第一例患儿死亡到疫情发布，一共经历了28天。
对于一种已经被发现近40年的病毒，确认为何需要4周时间？
28天内，疫情和谣言互相裹挟，在安徽阜阳传播。当真相被公开时，已有700多人感染，10多个孩子死亡。此后，感染者的数量每天都在上升，目前，感染肠道病毒EV71的孩子遍及中国16个省份，人数近两万，已有29个孩子死于此症。
历史惊人地相似——第一个将疫情上报的阜阳医生，就是4年前揭开“大头娃娃”事件的人；而这次签署了被认为“以谎言辟谣言”的新闻稿的官员，正是在“奶粉”事件中被处分的阜阳市副市长杜长平。
阜阳不存在迟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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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安徽阜阳感染肠道病毒EV71的孩子的增长数字。从2008年4月27日官方公布疫情起，数字一直在攀升。截至5月4日，这座城市已有22名儿童因此夭折。而病毒的感染者，也已出现在包括香港在内的10多个省份和地区。
从第一个阜阳孩子的死亡到疫情公布，其间经历了28天。
上报，还是不报？
贾帅帅这个不到两岁的、可爱的男孩，死于2008年3月28日傍晚。
当天17：30，当阜阳市人民医院小儿科主任刘晓琳交接班时，白班医生告诉她：科里收治了两名“重症肺炎”患儿。刘晓琳还没来得及看病历，其中一个叫贾帅帅的男孩就陷入了弥留状态。“他呼吸困难，吐着粉红色的泡液。”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回忆说，“检查后发现，孩子发生了左心衰竭肺水肿。心电监护仪显示，他的心率在减慢，呼吸也逐渐停止了……”
贾帅帅是迄今确认的，第一个因EV71病毒死亡的儿童。
1小时后，死神用同样的方式带走了另一名“重症肺炎患儿”——两岁的方雨倩。护士告诉刘晓琳，前一天病房里死去的一个孩子，与这两人情况很相像。但不少医生都认为，那个孩子的症状很像肺炎。
“普通重症肺炎表现为右心衰，而这3人都是左心衰竭肺水肿。”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刘晓琳说。肺炎在这个科室治愈率是98%，但现在，两个半小时内就死了两个孩子。这位有26年临床经验的医生，次日将异常情况上报了医院。
在要不要向院方尤其是市卫生局汇报的问题上，57岁的刘晓琳有过犹豫。2004年年底，震惊全国的阜阳劣质奶粉导致“大头娃娃”的事件，就是从这家医院的小儿科传出去的。“当时，我们主动找到媒体，期待能对公众起到教育、警示作用。但最后舆论铺天盖地地压过来，我们成了罪人。”刘晓琳说，“如果这次的事件也有意外，我会不会又给市里添麻烦？”
3月29日，同样的病症，同样在几小时之内，两个孩子死去了。刘晓琳不再为上报而犹豫，阜阳市卫生局获悉了这个消息。
“当天下午，我们组织了阜阳市的专家，采集样本进行鉴定。”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阜阳市卫生局一位副局长说。“我们初步排除了禽流感、SARS等病毒，但不能确定这种病毒究竟是什么。”3月30日，又是一天的当地专家检验，但病毒的种类仍无结论。3月31日，阜阳市卫生局向安徽省卫生厅汇报了这几个死亡病例。
当晚，卫生厅从安徽省疾控中心派出的专家抵达阜阳。“但那两天没有出现相似病例，他们就回去了。”刘晓琳叹息说。
省里的专家刚走，4月3日晨，4个月大的张曼丽被送到阜阳市人民医院。当时，这个女孩已出现了呼吸急促等病危症状，几小时后，她死去了。
一名医生透露：早在3月上旬，阜阳市几家医院就陆续收治了此类“怪病”患儿。他们大都被诊断为呼吸道疾病，却又与典型肺炎症状不完全吻合。但直到半个月后，这种异常情况才被注意。
新闻稿：“情况并非异常”
4月4日，包括安徽省疾控中心主任任军在内的专家再赴阜阳调查，采样化验。一个家长站了出来——当晚，张曼丽的父亲答应，将孩子的遗体捐献给医院。此前，在“死者为大”的观念下，若干家长都拒绝了这个要求。但最终，这些专家的结果依然是“不能确诊”。接着是第三批、第四批……调查在继续进行。
这确实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——病原的确定需要依靠流行病学调查作为辅助手段，这种调查关系到大量的采样，包括病者身体状况、生活环境等资料的搜集。可以说，从采集标本到最后得出病原，是一个依赖着大量采样、分析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
专家调查过程中，大批疑似患者涌入了阜阳市人民医院、第二人民医院。孩子们大都反复发热，疱疹出现在他们的手部、臀部和口腔。患儿大多来自农村，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，被爷爷奶奶抱着的留守儿童成了医院中的“主力军”。
这种混乱又增加了感染的危险性。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中国疾控中心与北京地坛医院传染科的专家们都表示：虽然成人往往不会发病，但经过与患者密切接触后，有携带病毒的可能。这种隐性感染者如果四处流动，就会成为一个个长着脚的传染源。这也是同一个村庄虽然有三四千人，却往往只有一例或几例患者的原因。
如同病毒，流言也在城中传播。有人说这是猪的口蹄疫传到人身上了，有人说是“人禽流感”，还有的直接说“小儿非典”来了！流言让人们更加恐慌，尤其是对封闭的农村居民，这让更多人冲向了医院。混乱中，病毒有了更快的传播速度——专家称，EV71病毒主要通过人群间的密切接触传播，包括飞沫。
4月15日，一篇名为《有关人士就近期阜阳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》(以下简称《答记者问》)的报道，同时出现在包括《阜阳日报》、阜阳电视台等当地主要媒体上。报道是问答式，没有记者署名，也没有注明谁是回答者。
“答者”对阜阳市民称：“最近市里的确收治了几例呼吸道感染并且有严重并发症的患儿，有几例已经死亡。春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，今年与前几年比较，发病水平并没有增高，此种情况并非异常。”
对“此病有传染性吗”的疑问，这份新闻稿解释到：“经疾控中心专家流行病学调查，表明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……患儿家庭及他们所接触的人群，至今未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，请转告群众不要担心。”而对“是正常现象吗”的问题，回答是“和正常年份同期相比，没有特殊性”。
但此刻，一群流行病学、临床、检验专家正在紧张工作中。安徽省卫生厅已向卫生部求援。《答记者问》在电视上播出时，卫生部派出的首批专家就在赶往阜阳的路上。16日凌晨，他们到达了阜阳。
谁签署了这份新闻稿？
新闻通稿源于一份6页的打印文件，它在4月14日被发至阜阳主要媒体。第一页的抬头正中央上签着“请××安排刊发——杜长平，14/4”，其后还有第二人的签字——柳廷峰。
文件的前两页是一篇题为“媒体采访疾控中心专家”的文章。就是此文以《答记者问》的形式 ，一字不差地出现在阜阳媒体上。签字者杜长平，就是2004年因“大头娃娃”事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的阜阳市副市长。2004年春，安徽阜阳市189例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，陆续患上一种怪病——“大头”，其中12人死亡。当时，《信息时报》采访杜长平时，杜称“我不想去引咎辞职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，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，是为了加强。”
疫情公开后，有媒体质疑《答记者问》涉嫌“以谎言辟谣言”。安徽省卫生厅新闻办副主任冯立中表示：《答记者问》不是阜阳市政府提供的，而是专家组的意见。当时社会上谣言比较多，卫生厅和阜阳市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先公布一些信息。但“《阜阳日报》报道不全面——实际上，专家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呼吸道感染和手足口病。”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得到了那份文件，与《阜阳日报》刊登的文章进行对比后确定，两者完全一致——“手足口病”始终没有出现。
另有媒体报道：文件的第二位签字者—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柳廷峰称，4月14日，专家组初步调查结果为“排除非典、禽流感，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”，也没有提到手足口病。
是专家没有知会阜阳市？还是阜阳官员隐瞒情况？5月6日，阜阳市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两位负责人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表示：专家没有给出手足口病的结论。
4月15日过后，请假的孩子纷纷被送回了幼儿园，或者出现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。但也有细心的家长发现：接下来的两天里，一些幼儿园和医院门口悄然贴出了“关于手足口病的防治措施”的宣传单。
16日，阜阳市颍泉区区直幼儿园召开了“紧急会议”——该园一名叫王震雨(音)的3岁男孩前两天死去了。直到孩子的奶奶来索赔，老师们才知道，他是因“怪病”夭折。幼儿园开始每天给孩子量体温，检查上颚和手足，并每天喷撒“84消毒液”。只要有孩子稍有发热，便让家长领回。这些措施，园方没有任何解释，让家长们莫明其妙。原定18日上午在该园举行的“如何预防春季上呼吸道疾病”的专家讲座也“因故取消”。
28天后，EV71浮出水面
从4月4日阜阳获得首例死者遗体解剖权到4月16日，12天过去了。此时，阜阳市卫生局搜集到的标本，已被专人送到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。
“18日，我们拿到了样品。”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，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一位权威专家说，“这包括患者的脑脊液、血液等采集液，但却未标明配套的患者的资料。比如病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家庭住址什么都不知道；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不知道；临床过程也不清楚。”——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和临床过程对于病原分析非常重要，但如果患者就医前后记录不完全，等他死后再重新回头调查求证将比较困难。
在这位有着留洋背景、受过严格
专业训练的专家看来，病因的检定需要非常严密的程序；但在阜阳——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内地城市里，医生们的专业程度自然与他相差不少。
在很多患者信息都缺失的情况下，病毒所的专家们开始了的检定。SARS、禽流感、猪链球菌病毒……可能的病因都被逐一排除。19日，病毒所实验室的张勇及其它研究人员已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。但限于当时阜阳市只提供了一个人的标本，“这不能作为判断这个事件的(依据)。”中国疾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说。
此时，阜阳当地的“怪病”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该市卫生部门采集到了更多标本，并送到中国疾控中心。4月23日下午，在5个死亡病例的标本中间，专家检测到了肠道病毒EV71的核酸，并经过测序证实。另外，从21个仅仅表现在只是手、口、足这些部位出现皮疹的轻型病人身上，也检测到了 EV71病毒的核酸。
